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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人间世》:杭州“辛德勒”葛烈腾的二十年见闻

[ 来源:http://www.lizzieannswoolco.com | 作者:网友 | 时间:2020-02-01

同是美国传教士、教育工作者,相对于出生在杭州的司徒雷登而言,葛烈腾(Edward H. Clayton,1889—1946)这个名字,可能对于很多读者来说不是很熟悉,但他作为一位普通人,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变化,尤其是目睹1923年到1942年二十年间杭州的发展,并以文字记载下来,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,此回忆录早在1944年便以英文的形式在美国出版。与司徒雷登风靡全球的回忆录《在华五十年》有所不同,此书问世后,却鲜有人知,迟至今年10月份才有中译本《人间世》(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)问世。《人间世》的推出,让我们得以认识上个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,作为近代中国“模范城市”的杭州,是如何发展现代事业的,又是怎样抗日,以及作为一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,葛烈腾如何救助武士刀下的难民的。于此而言,此书提供了一份难得的第一手材料,尤其呈现大时代下的诸多生活细节,带给人们新的思考,具有独特的价值。

《人间世》是葛烈腾在中国期间的重要记录,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世界展现当时中国的苦难和不屈,呈现出独特的韵味。正如他在书中所说:“杭州被公认为中国最美丽的城市。它被选为模范城市——一个模范省的模范城市。每一个人都尽力使它保持模范,他们一起做了一份他们会感到骄傲的工作。”葛烈腾在被遣返回国后,在大洋的彼岸,他很想能够再次回到生活了二十年的杭州。尽管在此书出版两年后,葛烈腾便与世长辞,但作为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,他所留下的宝贵遗产定会给人们带来有益的启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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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烈腾在书中谈到游击队在抗日中起到关键作用。其中一个细节是村民抢枪的场景,众多村民一起冲向某一个哨兵,尽管有四人受伤,还是抢到了一支枪。得知枪是村民们冒着生命危险从日军哨兵那里抢过来的,葛烈腾认为“游击队给侵略者带来了真正的威胁”。“打一枪,换一个地方”,葛烈腾认为这是“成为阻止日军通过步步渗透进而占领中国的重要游击战略”。游击队的作战给葛烈腾留下难忘的一幕。当日本驻军变弱的时候,游击队迅速动员周边村庄的所有村民,对据点内的日军进行围困,一旦有日军逃出就被当场擒获,往往在他们等到援军之前就被歼灭。当救援部队到来之际,游击队早已远去。日军吸取教训后,认为只有待在碉堡里才能保平安,于是中国人就可以随意通过日军防线了。另外,游击队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破坏日占区的工业,各行各业的神秘破坏事件,基本都是游击队干的,如在棉花收获的季节,放火烧日占区的棉纺厂。把蚕茧加热,相对成熟的蛾子破茧而出,并破坏所有蚕茧。类似的还有对日军军需品的破坏等。

葛烈腾一家

大时代里的小细节

1937年,战争席卷人间天堂,日军轰炸杭州。“那些工厂,每天都会有一架轰炸机去‘光顾’”,学校和民房同样在轰炸之列。杭州午潮山,日军在此强奸女子,并将男子进行捆绑大屠杀。以蕙兰中学为例。关于这年的9月,葛烈腾记载:“第一次爆炸发生的两天后,我们组织了蕙兰学校的入学考试。当时有一千多个男孩来应考,他们写试卷的时候,空中战斗机正在他们头顶上盘旋,机关枪的子弹落在了校园里。”随后,日军对杭州的轰炸日益频繁,空袭平均每天都会超过一次,有时甚至每天多达六次。受空袭的干扰,同样的一节课,不得不被安排在两个不同的时段。空袭的飞机,“少则三架飞机,多达三十九架飞机,每天都有一编队飞机从头顶飞过,然后在附近的某个地方把携带的炸弹扔下去”。在此环境下,偌大的杭州城已无法安放一个书桌,只得搬到50英里外乡下的山里继续进行。尽管如此,日军战斗机仍来轰炸这个偏僻的地方。学校不得不继续搬迁,一直搬到上海的公共租界。学校虽然搬走了,葛烈腾却选择留在杭州,这便开始了他的救助难民的历程。

“杭州辛德勒”与武士刀下的艰难救助

葛烈腾在蕙兰中学里设置了一个救助站,作为避难所,用于收容战争中的难民,主要是妇女和儿童。经常会有妇女和儿童敲着学校的大门,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,葛烈腾把门打开,把能当成垫子和床的东西找来,提供给这些人。“从清晨直到傍晚,这个场景几乎每小时就会重复上演一次……蕙兰中学里已经收留了三千左右的难民。”葛烈腾记载“走到大街上,几乎每一次都会看到妇女们在仓皇逃离日本士兵的侵犯,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妇女被日本士兵直接拖走”。即使成年的男子,在杭州被占领的最初几周内,仍是不安全的,“没有中国人能逃离被日本兵或其他日本人掠夺的厄运”。在这样的境况下,葛烈腾等经常设法去营救不幸的人,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。此种救助工作,一直持续到葛烈腾被遣送离开杭州。

1927年国民革命胜利后,杭州的发展进入新阶段,修建了一条条公路,连接城郊,宽阔的柏油马路边种上了草、树和灌木丛等进行绿化,所有的主要街道都要求设置人行道。政府对主要街道进行了等级划分,并修建了下水道,每隔一段路的路边都设有水泥垃圾箱,每天都会有人从这里收集垃圾。商业的发展更是引人注目。杭州举办了国货博览会(西湖博览会),新建了许多建筑,成立不少新的商业组织,整修了铁路,监狱的环境也得到改善,并实行囚犯的“实业教育”。到1935年,杭州的公交线路已经是较为发达,从城市延伸到各个方向。不久,卡车取代了木筏,加速货运的发展。出租车的出现,则使人力车逐渐失去了业务。两者的冲突变得激烈起来。省级图书馆、自然历史博物馆等的建立,彰显杭州公共文化场馆的不断完善。而在杭州的电影院,则播放着精彩的美国电影,“不会比拥有十万人口的美国城市晚”。

从轿子到汽车:姗姗而来的现代化进程

钱塘江北岸的日军,对面是被毁了的钱塘江大桥(1937年)

原标题:《人间世》:杭州“辛德勒”葛烈腾的二十年见闻

除了道路和公厕外,交通工具的变化是引人注目的,给葛烈腾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从1920年开始,黄包车迅速取代轿子,成为新式交通工具。每个黄包车都有一个响铃,当黄包车数量增加到一定数量后,大街小巷都能听到铃声。铃声变成了噪音,于是被取消响铃。不仅从轿子到黄包车是一种进步,杭州城内还出现了汽车。汽车作为代步工具的出现,体现了杭州的与时俱进。

葛烈腾对他被日军监视的情况,并没有着墨太多。然而,从寥寥数语中,我们可以看到他面临的形势之严峻,“在过去的两周,这个房子有四个日本人,从早到晚一直跟着我们,无论我们走到哪里。一个像影子一样跟着我太太,一个跟着我,一个跟着厨师,第四个日本人‘照顾’客人”。这虽是此书轻描淡写的一个细节,我们却不难发现,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救助难民。

日军曾要求葛烈腾驱逐蕙兰中学避难所收容的二百五十名儿童,他没有按照日军的要求去做,而是以人道主义名义向军警提出抗议,并呼吁他们关爱孩子。葛烈腾想尽各种办法,照顾好这些孤儿,并把他们中的二百一十人送回到家里或去商店里做工,这样至少可以有东西吃。正如此书的开篇便谈到1941年12月11日蕙兰中学救助中心门口的场景:“几千户家庭正在门口等着小麦救济,这些饥寒交迫的人们在严寒中打着颤,缓慢地挪着步子,静静地等着死神的降临。”在那个特殊的时代,蕙兰中学的救助站仿佛冬日里的一缕暖阳,给众多的难民带来希望。在日军占领下,葛烈腾尽己所能,救助杭城难民,这项工作长达四年,可以说是“杭州辛德勒”。

蕙兰中学正在做操的孩子们

从葛烈腾任教的蕙兰中学,我们可以知道杭州当时教育现代化进程之一斑。葛烈腾在学校开展了第二课堂,并建立了学部讨论制度,“教员会议成为专业教学和行政事务的展示汇报会”。学生的评分体系,则在一定程度上按照正态分布曲线建立了新的体系。“所有的学生在入学时会进行现代智力测试,评等级时要完成诊断性测试,教学过程中会有能力测验。”蕙兰中学,还有全新的记录体系和学生指导体系,以及健康计划,包括学生必修的在监督下的运动和对所有男孩义务接种天花疫苗。学校成立多种类型的学生社团,如畅乐社、法学研究社、英算研究社、网球队、棒球队等,开展顺利,取得良好成效。类似的还有浙江大学和杭州艺专的发展,也引起葛烈腾的兴趣。

日军的暴行在《人间世》中随处可见。如“一个军官经常把两条凶恶的警犬带到街上,让他们扑向行人以此取乐”,被咬伤的店主必须住院一个月才能让伤口复原。向日本宪兵抗议后,这个军官的处罚仅仅是被调走而已。“在大街上谁也逃脱不了被迫服劳役的命运,被迫带上日军行李长途跋涉”,有不少人不是死在路上,就是到达终点时被杀害。“成千上万的人因为日军的迫害,被活活地折磨致死。”日军占领杭州,杀烧抢掠,无恶不作,恐惧无处不在,百姓生活无以为继,每天还要面临酷刑、敲诈等情况。大面积饥饿,使得杭州的老百姓被迫吃光了几乎所有的流浪狗和猫。

葛烈腾与孩子们在一起

葛烈腾记载中国军队制定的战时计划,在莫干山社区,让妇女和儿童留在山上,认为“纵使日本人能够横越数百里平原进攻到山脚,这些妇女儿童也有机会往内地撤退”。在残酷战争面前,设法保护妇女和儿童,给葛烈腾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与之相对的,是日军的残暴行为。类似的还有中国军队的有序撤退,并把粮食留给百姓。官员告知留下来的百姓,城里的所有食物都属于他们。人们在搬运粮食的时候,“除了一开始稍微有些混乱之外,整体上现场的秩序很好”。中国军队撤离杭州之际,有计划地摧毁机场、钱塘江大桥、杭州闸口电厂、电力供水系统等,绝不给日军留下。

作为江南丝织业的重镇,杭州的棉花和蚕桑也被葛烈腾记录下来。桑树的种植很普遍,不但农村地区广为种植,“甚至城墙内的空地和庭院里都种着这种蚕的食物”。钱塘江的对岸,种植了不少棉花,是短纤品种,产量低,收成后,“几十家工厂和成千上万家庭负责纺纱和编织,家庭小作坊日夜赶工。而后,这些工厂的本地机器迅速被新型日本织布机取代”。杭州城区也有数十个生产高端丝绸和锦缎的现代大工厂,提供给有钱人日常衣物。在农村,“丝绸纺织用的铁制烟囱刺穿了乡村的天空,这对于和谐的乡村景观来说显得有些突兀,但它为成千上万的乡村女子创造了工作的机会。”在某种意义上,这不啻杭州纺织业现代化革新的简史。除此之外,他还饶有兴致地描述了工厂内女工加工蚕茧的场景。

1911年的辛亥革命,在葛烈腾看来,这是中国开始走向复兴的第一步。此后,杭州迎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。葛烈腾在此书谈到,“进步官员用了五年时间进行了重建,城市的新区铺设了宽阔的街道、人行道、电灯和排水沟”。尽管如此,仍然有很多地区有不太理想的交通条件,“旗人区外,街道非常狭窄,宽度不到两米。路面上松散地铺着些倾斜的石板,几乎完全覆盖了中间濒临堵塞的下水道”。当时的杭州,在狭窄街道的入口处,建有一排排的公厕,尽管它们是“有简陋陶罐或者坛子的木棚”,却在无形中表明杭州在迈向现代化努力的一个侧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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